在歷史上，有不少次西方世界熱忱地學習東方思想的浪潮，而伴隨著中國的發(fā)展和崛起，又有新的形式的“中學西漸”正在開啟。在本期《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吳新文教授就此展開演講與討論。

在圓桌討論環(huán)節(jié)，主持人何婕提問稱，在歷史上已經(jīng)有過三波“中學西漸”，好像西方的一些學者、思想界的人，他們比較主動地想要向中方來求索一些答案，背景就是西方自己遭遇到了一些困境，比如說宗教改革也好，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也好。他們在這種尋找的過程當中找到答案了嗎？

張維為表示，在西方社會遇到重大危機的時候，他們把目光投向東方，然后第一波是“神本社會”走不下去了，所以找到了中國“人本社會”儒家的傳統(tǒng)。然而第二波是軍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三波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造成這樣的生靈涂炭。

現(xiàn)在這一波，是美國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的破產(chǎn)，經(jīng)濟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標志的，這個政治上就包括美國現(xiàn)在內(nèi)部的混亂，包括為什么特朗普會上臺。美國有個資深的媒體人寫了一本書，他里邊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個幸福的國家不會選出特朗普這樣的總統(tǒng)”，就是老百姓不幸福，然后包括西方的民主模式、民主話語現(xiàn)在都遇到空前的危機。

所以西方國家現(xiàn)在也越來越多，外國文章也好，不用說“全球南方”這個早就開始了，就是“向東看”，“向中國看”，至少他們覺得恐怕是一種經(jīng)驗，某些方面值得借鑒。

至于有沒有找到“答案”，張教授認為，歷史上實際上是有一個文明互鑒的。比方說最典型案例，就是西方整個文官制度是借鑒中國的科舉制度。從英國開始的，它當時不敢在英國本土做，在印度做，東印度公司，就借用這個文官制度科舉這樣的構架，最后做出來還可以。因為他們都是父傳子，子傳孫，就是代際相傳的，這樣一來以后他們覺得可以搞文官制度。所以后來我們改革開放，去英國、去歐洲、去美國學習文官制度，他們說是你們發(fā)明的。我們當時自己都忘了。

主持人何婕說，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個答案，就是當時去學的時候，可能不見得是直接有什么東西可以拿來用，但是思想的種子會生根發(fā)芽，可能在未來的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來自中方的一些智慧和思想在其他地方開花了。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說“東學西漸”，它并不是說瞬間要看到成果。它可能是一個很多的維度的一個觀察的過程。另外之前的幾波“東學西漸”，它很多還是學者發(fā)起的，思想家們率先提出來。它跟這一波可能來自普通人的觀察更多，最后的效果會有什么不一樣？

張維為稱，歷史上很明顯，就是西方有影響力的作家、哲學家、思想家，然后他影響力比較大，特別是比方說形成了對啟蒙運動的推動，對這個二次大戰(zhàn)的反思等等產(chǎn)生很多影響。但這一波實際上是中國普通老百姓和中國學者都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因為對中國知識的需求巨大?！澳愕侥睦锶思叶荚趩柲阒袊趺醋龅?。到法國、到歐洲，到第三世界更不用說了，他們能把你留在這，我到津巴布韋一個星期，天天跟我們講中國就這樣的，實際上這樣的知識有大量的需求。”

張教授所在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一直強調(diào)中國模式、中國話語、中國道路，這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他認為應該趕快推出各種各樣，真的經(jīng)得起國際比較，一流的中國的學問。然后去跟世界交流，人家的問題是非常具體的，他們問中國黨校的制度，你們黨校是光建在中央還是地方都有，還是各個部門都有？他們就現(xiàn)在已經(jīng)進入非常細的層次了。

在他看來，“我們很多東西我們學者還沒有去總結，完全應該形成中國自己的話語，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說清楚，以老外聽得懂的話說清楚，把政協(xié)制度、統(tǒng)一戰(zhàn)線制度一整套東西說清楚，這就是很好的學問。那在這過程當中人家有好東西也可以借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