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2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中，主講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就“談談文化傳播”展開了主題演講。張教授的演講結束后，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也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什么樣的文化可以傳播？從歷史上看，首先高級的文化才能傳播。它衷心地認為你是一種高級的文化，比如日本曾經派遣唐使，還有像神州陸沉，中國如明代之后，日韓兩國曾經想我們要勤王，我們是代表儒家文化新的中心了。馬可波羅把中國元大都的情況帶回到歐洲，然后哥倫布讀著馬可波羅的書去展開遠航。伏爾泰讀到中國的官僚制度說了一段話：“世界上我想不出有比這個更好、更高明的制度了?！彼f這是人類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種不靠愚昧和迷信來統(tǒng)治的制度。所以，如果你的文化真的是一個高級的文化，他一定會自然地接受。

第二點就是，文化的傳播很大程度上需要有一種回報性。我接受你的文化，我學習你的文化對我是有好處的。比如說在古羅馬時期，我接受了羅馬文化，我得到了公民權，我得到了一種政治身份，甚至經濟地位。那么在地中海做生意的商人接受了拉丁語，就可以具有了一種契約語言。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這樣，中國漢語在中國境內的傳播很多時候不是由政府有意識強行推廣的，而是因為有了一套官僚制度、科舉制度，很多人主動地來選擇我要通過掌握文化來獲取政治資源、獲取政治權力的杠桿。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人學中文是為了獲取政治權力，比如從漢到清，我們都有不同國家的人來做官。另外比如商人，我通過和你做生意，可以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整個在南中國海，甚至在印度洋地區(qū)都有華人文化的這種影響。所以你要能給大家一種回報，那么今天我們中國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的一帶一路、我們主導的很多國際秩序和國際機構的展開，我們要能夠給世界人民提供一種公共產品。比如說一帶一路我們提供了基礎設施，將來亞投行我們能夠提供新的金融機制，我們能夠建立起一個好的世界機制，讓世界人民來共享政治權利，來分享治理世界的這種權利，那么他自熱就會很甘心很高興地接受你的這樣一種文化，這不是一種強加。

第三點就是，能夠傳播的文化要有普遍性。這個普遍性是個非常難拿捏的東西，打個比方就像車子拉貨。你拉的貨越多跑得越慢越近，你拉的貨越少它跑得越快越遠，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拉跑得最遠，你跑去干什么呢？所以文化傳播就要在車子和貨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國際上可能一提起中國，大家想到的就是水餃、窗花、中國結、少林武術，這些東西就相當于一個沒有拉什么貨的車，它是一個符號，但它承載的中國文化太少了。所以它迎合了外國人一種獵奇、好奇的異域風情的心態(tài)，但沒有傳播給他真正的價值。但是如果你見到一個外國人就和他講《紅樓夢》、講紅學、講睡虎地秦簡里邊的法律思想，大多數(shù)老百姓又聽不懂。所以范教授覺得，我們未來的傳播工作者要尋找到中間的均衡點。

（來源：《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組 編輯：劉清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