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們將迎來“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100周年”，正所謂“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在講述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時位于南昌路100弄的漁陽里始終是一個必須被提到的話題，這里曾是紅色征程的起點。

南昌路100弄漁陽里建造于1912年，有八幢兩層石庫門住宅所組成，后為與稍晚建造的現(xiàn)淮海中路567弄漁陽里作區(qū)別，在許多黨史類書籍或文章中會將稍早建成的南昌路100弄稱之為“老漁陽里”，而將淮海中路567弄稱之為“新漁陽里”，這片弄堂后來曾一度被改名為“銘德里”。

南昌路100弄老漁陽里

淮海中路567弄新漁陽里

老漁陽里2號原為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所，1920年初陳獨秀從北京南下上海后開始居住于此。柏文蔚為何要將老漁陽里2號借給陳獨秀居住呢？這還要從他倆之間的那段“革命友誼”說起，陳獨秀與柏文蔚均為安徽人，早在1903年時柏文蔚就曾聆聽過陳獨秀發(fā)表的愛國演說并深受鼓舞，后來他們還曾在反清革命團體“岳王會”中成為過戰(zhàn)友，在辛亥革命后共同治理過安徽，在柏文蔚擔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期間陳獨秀曾被任命為都督府秘書長并“治皖有功”，為此當時還曾留下有“武有柏、文有陳”的佳話。

陳獨秀

陳獨秀于1920年初來到上海后不久即入住進了老漁陽里2號，稍后《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址至此，這本原名《青年雜志》的進步刊物在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時改名為《新青年》，影響并激勵了那個時代無數(shù)的進步青年。自《新青年》后，《勞動界》與《共產(chǎn)黨》也先后于1920年8月與11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

《新青年》

陳獨秀居住時期的老漁陽里2號內(nèi)是怎樣一番陳設呢？據(jù)“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幾點回憶》中的說法：“樓下的堂屋是堆滿了《新青年》雜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叢書，統(tǒng)廂房前半間有一張假紅木的八仙桌，有幾把椅子，也有幾張凳子，沒有什么紅木家具。樓上的統(tǒng)廂房是陳獨秀夫婦的臥室，統(tǒng)樓是陳獨秀的書房，書柜書架堆滿了書，排列在東北二方，靠南的窗下有張寫字臺，寫字臺的兩邊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張小圓桌，圓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張，我記得家具都是很普通的。陳獨秀夫婦的臥室在當時的眼光看起來算是很漂亮，有銅床、有沙發(fā)、有梳妝臺、有寫字臺，壁上還掛了幾張精致的字畫”。自從陳獨秀入住進這里后，老漁陽里2號就變得有些“不平凡”起來，中共建黨前后的許多件大事都與這里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南昌路老漁陽里2號舊照

1920年春，經(jīng)共產(chǎn)國際批準來自于俄共（布）遠東局的代表維經(jīng)斯基與翻譯楊明齋到達上海后，曾在老漁陽里2號多次與陳獨秀等人針對建黨等要事進行商討并最后取得共識，決定發(fā)起建黨。

1920年5月，陳獨秀與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陳望道、施存統(tǒng)、李達等人商討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旨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研究，引導大眾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據(jù)蘇若群《親歷建黨》一書中引用到的陳望道回憶內(nèi)容：“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一個秘密的組織…那時候，我們時常在環(huán)龍路（現(xiàn)南昌路）漁陽里開會，陳獨秀住在那里，我后來也搬到這里來住”，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時常會在老漁陽里2號內(nèi)舉行會議。

1920年夏，毛澤東來到上海后曾來到老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并與陳討論馬克思主義及湖南改造等問題，對于這段經(jīng)歷，毛澤東后來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有回憶到：“這是我一生中最關(guān)鍵的時刻，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0年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tǒng)、陳公培在老漁陽里2號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同年8月，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并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chǎn)黨組織，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書中對于這個組織是這樣記述的：“在上海成立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組織，是各地共產(chǎn)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lián)絡中心”。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在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以及日本與法國都先后建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為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開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1920年冬陳獨秀赴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后，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曾先后由李漢俊、李達擔任代理書記，在此期間二人曾分別寫信通知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派代表前往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至此拉開了“中共一大”的序幕，“一大”召開后，中共中央局機關(guān)曾在老漁陽里2號辦公。

南昌路老漁陽里2號

在講述老漁陽里2號的歷史時作為“南陳北李”的另一位關(guān)鍵人物李大釗自然也是必須要提及的，他雖然不常住上海，但自從與陳獨秀“相約建黨”后，他的目光就時刻關(guān)注著上海，關(guān)注著當時位于環(huán)龍路（現(xiàn)南昌路）上的老漁陽里2號。在此之后“南陳北李”二人的信件就時常往來于京滬兩地之間，在老漁陽里2號出版的《新青年》、《勞動界》、《共產(chǎn)黨》等進步刊物中就有不少是來自于李大釗所撰寫的文章，維經(jīng)斯基也是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來到老漁陽里2號與陳獨秀會面的。1920年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tǒng)、陳公培在老漁陽里2號召開會議商討成立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時曾對黨的名稱斟酌再三，后陳獨秀在征求李大釗的意見后將其定名為“共產(chǎn)黨”，有關(guān)這件“定名的大事”張申府是這樣回憶的：“關(guān)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chǎn)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李大釗字守常），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chǎn)黨”（這段張申府的回憶取自蘇若群《親歷建黨》一書）…1922年7、8月間，李大釗曾趕到老漁陽里2號針對“黨的聯(lián)合對象”一事與陳獨秀進行商談，“南陳北李”終于又在老漁陽里2號內(nèi)會面了。

李大釗

就在陳獨秀居住于老漁陽里2號的這段時期內(nèi)，在老漁陽里的周邊還有這樣幾處“希望之光”也在同樣閃爍著，白爾路三益里17號以及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就是其中的代表。

白爾路三益里17號，后來曾為自忠路163弄17號，這幢石庫門現(xiàn)已不存，曾為《星期評論》社址，“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及其兄長李書城曾居住于此，《星期評論》的刊物內(nèi)容以宣傳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為主，據(jù)楊之華回憶：“我去上?！缎瞧谠u論》社，這個社當時有陳望道、李漢俊、沈玄廬、戴季陶、邵力子、劉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寶琳（女）。施存統(tǒng)也在一起幾個月，他后來去日本了。李漢俊是該社的思想領導中心。李漢俊和陳望道整天在社里編輯部工作，那個編輯部很像個樣子”。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原來也是準備在《星期評論》上刊登的，后來因《星期評論》被迫停刊的緣故陳獨秀在與維經(jīng)斯基經(jīng)過商量后決定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秘密出版此書，后《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當時辣斐德路成裕里一幢石庫門內(nèi)的“又新印刷所”被承印并問世，這家“又新印刷所”的舊址即位于如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

三益里17號舊照

復興中路“又新印刷所”舊址

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即現(xiàn)在淮海中路567弄漁陽里6號，曾為戴季陶住所，1920年春戴季陶遷走后維經(jīng)斯基和楊明齋承租于此并在此創(chuàng)辦“中俄通訊社”，由此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時期上海黨團組織的重要活動地點之一?！爸卸硗ㄓ嵣纭眲?chuàng)辦后，在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領導下，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統(tǒng)、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葉天底、金家鳳等人在這里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松任書記，團的歷史由此開啟；1920年9月，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又在這里開辦“外國語學社”培養(yǎng)青年干部并先后選送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nóng)、汪壽華、肖勁光等數(shù)十名青年赴俄留學。1921年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后，新漁陽里6號成為團中央機關(guān)所在地，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曾先后在這里籌組過全國第一個由共產(chǎn)主義小組領導下的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舉行過首次三八婦女節(jié)紀念活動及籌備紀念五一節(jié)活動等。

淮海中路新漁陽里6號團中央機關(guān)舊址

這一切的一切都預示著一個偉大時刻的到來，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當時上海的望志路106號（現(xiàn)興業(yè)路76號）召開，中共這艘巨輪由此啟航。

中共一大會址

為何如此之多中共早期的史跡都會出現(xiàn)在當時的上海呢？這里面原因很多，熊月之就曾在他的《近代上海紅色資源特點簡析》一文中以“當時上海的信息傳播、社會基礎、交通、郵政通信、組織、安全”這六個層面來全面分析闡述了這里面的具體原因，而其中所提到的“租界縫隙效應”是比較會被讀者所關(guān)注的一點，據(jù)該文中所述：“租界存在期間，無論是晚清還是民國，如果沒有租界當局的同意，華界巡捕不能到租界里抓人，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縫隙效應，所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的召開地點，都是在租界或半租界。中共一大開會的地方，房子剛剛造起來沒有多久，其管理處于法租界的邊緣地帶。二大完全是法租界與公共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則在越界筑路區(qū)域”。

中共二大會址

對于”租界縫隙效應”對革命活動在客觀上所起到的”掩護作用”我們不能否認，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的認識到，租界當局此舉更多的還是出于自身利益維護的考慮，而并非是對于革命的同情，如上文中所提到白爾路三益里17號《星期評論》社址，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團中央機關(guān)舊址，望志路106號中共一大會址等，最后都是因租界當局的破壞而被迫停止的，老漁陽里2號也是一樣，在1921年10月與1922年8月，陳獨秀就曾兩度在這里被法租界巡捕拘捕，后均在營救下獲釋。

陳獨秀在近一年的時間里兩次在老漁陽里2號被捕顯然是不利于中共今后各項工作開展的，中共中央從大局出發(fā)幫助其在第二次被捕獲釋后離開了老漁陽里2號，至此老漁陽里2號的歷史使命宣告結(jié)束，而有關(guān)于它在建黨前后所發(fā)揮出的作用則在黨史中被永遠的記錄了下來。

南昌路100弄老漁陽里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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