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拜登勝選，他引領的白宮團隊會如何修正日益偏軌的外交政策？對華政策又會出現怎樣的調整？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來認識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團”。

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 inken)。

布林肯與拜登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兩人在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共事時期。自那時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務上的臂膀。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布林肯先后擔任了副總統(tǒng)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tǒng)奧巴馬的副國安顧問，并在2015至2017年間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

布林肯此前還經營一家咨詢公司，為美國企業(yè)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策略建議。

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他是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高級政策顧問。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他接替布林肯擔任副總統(tǒng)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

在此之前，他是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也是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副幕僚長。

蘇珊?賴斯（Susan Rice)。

賴斯是拜登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關鍵同僚。她在2009年被奧巴馬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并于2013年成為奧巴馬總統(tǒng)的國家安全顧問。

在2020年總統(tǒng)大選中，賴斯多次就外交議題炮轟特朗普總統(tǒng)、聲援拜登，也曾一度是拜登所考慮的競選搭檔人選。

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 Power)。

鮑威爾曾是奧巴馬的親密幕僚，從奧巴馬擔任參議員時期便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2013年，奧巴馬任命鮑威爾接替蘇珊?賴斯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從履歷來看，拜登的智囊團幾乎全部來自奧巴馬政府。

在不走向冷戰(zhàn)，不完全脫鉤，但又要對既往的“對華接觸政策”作出修正的思路之下，顧問們所提出的應對中國之策呈現出一些共通性。

首先，他們普遍認為，美國應將戰(zhàn)略關注點從“改變中國”轉移到“提升自身競爭力”上。

智囊之一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上寫道：“美國亞洲戰(zhàn)略的指導方針，應該是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中國，也不試圖使中國變得更好。華盛頓應更多關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與行為。

另一位智囊托馬斯?多尼倫2019年6月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戰(zhàn)是與中國競爭的錯誤手段。

他寫道：“防御性保護主義應對不了中國的挑戰(zhàn)，只有國內復蘇才能做到這一點。”他表示，美國需要的戰(zhàn)略不是僅僅依靠改變中國的行為，而是讓美國做好競爭的準備。

比如 ，應對中國科技挑戰(zhàn)的最好方式是加大對美國技術發(fā)展的投資，接受更多有才華的移民，而不是提高對中國的關稅。

杰克?沙利文今年6月在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講話時也表示，美國“應少關注怎么讓中國減速，多關注怎么讓自己跑得更快”。

其次，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還有一個共識，就是應該拋棄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yōu)先”原則，修復與盟友的關系，恢復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力。

安東尼?布林肯此前在講話中提到，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自行放棄了其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反而為中國提供了機會。

這些外交政策專家普遍認為，雖然包括世衛(wèi)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具有缺陷，亟需改革，但美國要做的不是退出，而是繼續(xù)加強在這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主導改革，確保改革方向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還需要借助這些國際組織主導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

杰克?沙利文和庫爾特?坎貝爾都曾表示，美國需要和盟友與伙伴一起制定科技、貿易和知識產權規(guī)則與標準，這樣才能在競爭中占據主動。

不過，在強調競爭的同時，拜登的智囊團也都表達了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應對疫情、防止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雙方可能會在逐漸恢復交往的基礎上，重啟相關對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