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那年，我一歲，有了人生第一張相片。

2019年，中美建交40年。這一次，我站在相機后，和同事一起，用鏡頭記錄四個美國人的故事，也透過他們的鏡頭，回望中美走過的40年。

于是，有了這部《中國印記》。

一

Max Horne，中文名洪明偉，是最后一個敲定的拍攝對象。

今年6月，他高中畢業(yè)，被哈佛錄取。我們私下叫他“小哈佛”。

第一次在微信上聯(lián)系時，他問起其他幾位拍攝對象。

我向他做了簡單介紹。聽完后，小哈佛謙虛地說：他們都好厲害！跟他們比，我真的沒什么好拍的。

小哈佛想打退堂鼓。癡長幾歲的我，笨嘴拙舌，只能奮力敲鍵盤，勸說萬里之外的這個美國小伙。我告訴他，你學中文六年，來中國好幾次，一定有很多故事，對我們來說，不管年齡大小，職業(yè)是什么，也不管經(jīng)歷是否坎坷，每個人的故事都獨一無二，一定有值得分享的地方。

不是忽悠，我真這么想。

我在他這個年紀，剛從高考的書山題海中跳脫，不要說去國外走走看看，連上海，也不過是印在課本上的地名而已。

學中文六年，他每年假期都來中國，到過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但更喜歡四川、云南等地的少數(shù)民族風情，說不上癡迷，但好奇心卻格外強烈。

后來，他在采訪中說，中國有很多超美的地方，但真正吸引他的，不是景，是人。

能在這個年紀說出這樣的話，背后一定有故事。

事實證明，他的確有故事。不過，我更喜歡一個最終沒剪進片子的故事。

兩年前，他第二次去青海，之前結識的一個藏民家庭，帶他參加朝拜活動。當?shù)亓曀祝莺髸褔砣舆M火堆。看著五顏六色、繡著精美圖案的圍巾就這么燒掉，“小哈佛”覺得可惜，于是偷偷“救”下一條，帶回了美國。藏民家的父親知道后，沒有怪他，而是買了一條新圍巾給他。

“小哈佛”知錯了。今年6月在美國采訪他時，他特意拿出這條圍巾，說8月份再去中國時，要把它扔進火堆，完成它的宿命，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年輕，就是無知無畏，這不也正是年輕的精彩嗎？

二

“小哈佛”認為“很厲害”的其他幾個人中，有一位叫彼得·克洛斯比。

1994年，他和女朋友兩人，帶著相機，一人一輛山地車，從北京南下，經(jīng)過山西、湖北、貴州等地，一路騎到香港，全程3000多公里。

大城小鎮(zhèn)、風餐露宿，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千奇百怪的中國風俗、驚險刺激的騎行故事。他記錄下那個年代，不要說外國人，就連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的中國。他把這次經(jīng)歷制作成記錄短片，被國家地理頻道《探索》節(jié)目買下播出。

之后整整23年，他沒再來過中國，直到2017年，他回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過六個朋友的微信接力，找到了巴東山里一個叫劉應華的農(nóng)民。

當年騎行時，他們在山里迷路，幸得老劉一家收留。那個凄風冷雨的夜晚，從此一直留在彼得心里。他找到老劉，就是要當面向老劉說聲“謝謝”。

有人不理解，覺得他小題大做，甚至覺得他有“私心”，想借“重逢”再拍一部自己的紀錄片。

一開始我也有過類似念頭，但今年8月的一次經(jīng)歷，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

暑假時，帶著一家老小在東歐自駕游。四五個小時的盤山公路，經(jīng)常開半個小時，見不到一戶人家，也沒有加油站或者服務點。有一天，剛到山頂，汽車突然報警，顯示動力系統(tǒng)有問題。我趕緊停車熄火，一邊故作鎮(zhèn)靜下車瞎看，不讓老人小孩跟著緊張；一邊默默祈禱，發(fā)動機歇會兒后重新啟動能夠一切正常。

等待那一刻，我想到了彼得。不同的是，我可以打電話叫拖車，無非就是等上一天，但車里有零食有水，太陽再烈，可以躲車里開空調；而在山里迷路的彼得，沒有電話，沒吃沒喝、而且是冬天，刮風下雨，除了兩輛自行車，只有個女朋友陪著。（騎完這趟，兩人分手了。）

如果沒有老劉一家……

我們常聽人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的痛苦我能體會。

其實，即使有相似經(jīng)歷，你也未必真能體會別人的感受。我相信，彼得對老劉一家的謝意，真心實意。

今年5月，彼得搬到北京，計劃用半年時間準備，然后再一次從北京騎到香港，看看20多年來中國的變化。

如今，他已經(jīng)64歲。

三

美籍華裔攝影師劉香成，出生在香港，童年在福州度過，香港讀完中學，去美國讀大學，隨后成為美國《時代》雜志首位駐華攝影記者，后來又為美聯(lián)社工作。

美國、阿富汗、法國、印度、斯里蘭卡、蘇聯(lián)……他的足跡幾乎遍布全球。

初次登門拜會劉先生，心里有點打鼓。他是新聞界前輩，大半輩子都在新聞現(xiàn)場，見證無數(shù)重大歷史事件，拍攝采訪過無數(shù)大人物小人物。他還拿過代表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

要“平視”這么一位采訪對象，并不容易，更何況，他還在上世紀末轉投商界，先后擔任時代華納集團中國首席代表、默多克新聞集團常務副總裁，推動星空衛(wèi)視在中國落地、參與籌備上?！敦敻弧啡蚪?jīng)濟論壇等等。

他不僅是中美建交40年的記錄者和親歷者，也是新中國成立70年的記錄者和親歷者。

他的華裔身份和在福建生活的經(jīng)歷，給了他不同于其他外國記者的視角，讓他對中國的洞察，更為深刻；而在全世界兜兜轉轉大半個世紀，最后在上海安家，創(chuàng)辦上海攝影藝術中心，去理解他的這種選擇，也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

四個編導中，我年紀最大，但劉香成經(jīng)歷的六七十年代、以及他記錄的八九十年代，很多歷史和場景我都不知道，或是記憶早已模糊，更不要說團隊中兩位年輕編導。

所以預告片，哪怕只有短短30秒，編導張也覺得有必要留出兩句，點出他們的影像之于國人的意義。

“定格四十載時光，跨越東西兩半球，他們的影像，讓世界初識中國，了解中國，也成為給中國人的禮物，重溫過往歲月”。

希望更多美國人看到這個片子，也希望更多中國人看到這個片子。

四

第四位拍攝對象，金發(fā)姑娘Lois Conner，中文名叫康蘭絲。

她的身份很簡單：攝影藝術家。

如果多說幾句，可以這么介紹：她是攝影藝術家，醉心于中國風景，以罕見的大塊頭全畫幅相機拍攝，并用鉑金沖印法，呈現(xiàn)出黑白色調帶有中國水墨畫韻味的照片。

當然，除了中國風景，她也拍人。

從做片子角度來說，康蘭絲的故事，沒有曲折的情節(jié)，沒有激烈的沖突，甚至也沒有情感的突變，并不是最理想的拍攝對象，但片子做完后，我們都喜歡上了她，被她的故事打動。

1984年，她第一次來中國，之后35年，她幾乎年年來，呆的時間或長或短。紐約的家里，到處是她這些年從中國帶回去的物件，條凳、燭臺、床單，甚至還是體積龐大的木箱。

她笑著說，那個年代，航空公司管得不嚴，我用塑料薄膜裹一裹，就當行李讓我托運回來了。

她在中國的朋友，除了攝像師、藝術家，以及她受邀開班教授的中國美院學生，最長久的就是她初來中國時在桂林陽朔的小村子里認識的人。

她后來并不?；厝ァr間久了，有些老友去世，有些老友有了兒女和孫輩。她淡淡地說：“即使我不認識這些晚輩，但他們看到我都會招呼說，康蘭絲，你回來啦。”

情到深處淡如水，平平淡淡才是真。

五

48分鐘，《中國印記》，講述四個美國人的中國故事。

康蘭絲、彼得、劉香成、洪明偉。

最要感謝的，當然是他們四位，毫無保留向我們敞開心扉，分享他們的故事。這也讓我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擔心沒把他們的故事講好，特別是在中美關系充滿波折的當下。

有人問我們：中美關系都這樣了，還拍幾個美國人的故事干嘛？

是啊，中美關系都這樣了，不是更需要這樣的故事嗎？

還有人提出質疑：你們拍的四個人都很特殊，沒有代表性。

是啊，但哪個個體可以代表一整個群體？不正是這一個個的個體，才構成了整個群體嗎？

最不理解的疑問是：那些不喜歡中國的美國人，你們怎么不去拍？

呃……好吧，我們就是沒拍。但在四位拍攝對象的故事里，他們在中國經(jīng)歷的不愉快，對中國一些做法的不理解，對中西價值觀方面的一些沖突，我們也沒有回避。但是，對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來說，多一些美言相待，坦誠相見，不是更好嗎？

中美建交40年，我和同事一起完成了這段影像。有很多不足，也有一些遺憾，這些都將成為這部《中國印記》的印記。

要感謝的人還有很多，片尾致謝，在此不一一列出。

40年的中美關系，很短，短到不及一代人的壽命；40年的中美歷史，又很長，長到其間每一個時刻的決定，都對你我產(chǎn)生持久永續(xù)的影響。

王毅說，當前中美關系再次來到十字路口……在作出重大判斷和選擇時，應當端起歷史的望遠鏡，從40年風雨歷程中尋找啟示和指引。

希望這部《中國印記》講述的四個美國人的中國故事，也能成為這種啟示和指引的一部分，哪怕很微小。

長情難得，平淡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