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淮海中路567弄的漁陽里以“團中央機關舊址”而聞名，整整一百年前，一群有志青年匯聚于此，從這里開啟了他們實現(xiàn)夢想的偉大征程。

淮海中路漁陽里入口

淮海中路漁陽里是一處建造于20世紀10年代中后期的石庫門里弄，后曾一度改名為“銘德里”，弄內建筑青紅磚墻相間，半圓形的拱洞門（發(fā)券門）將總弄與支弄之間巧妙的分隔成若干空間，在裝飾上起到了極佳的美觀效果。在許多黨史類書籍或文章中為以示其與南昌路100弄漁陽里的區(qū)別，稍早建成的南昌路100弄被稱之為“老漁陽里”，而淮海中路567弄則被稱之為“新漁陽里”。

南昌路“老漁陽里”

淮海中路“新漁陽里”

有關于這片里弄及其名字的由來過去在同類文章中被提到的不多，筆者將查閱到的一些文字信息分享給大家以供參考。如據(jù)《上海百年名樓.名宅》一書中所述：“漁陽里由比利時、法國合資的義品放款銀行投資興建，義品主要從事房地產(chǎn)開發(fā)，（早期）在天津擁有不少地產(chǎn)…漁陽里是義品進入上海后投資興建的第一批里弄住宅。漁陽是古地名，戰(zhàn)國時由燕國置，轄境相當于北京至天津一帶…義品以天津古名漁陽作為他們在上海開發(fā)的第一批里弄的名稱，也許就是借以紀念他們的發(fā)跡或是發(fā)祥地吧”；又如據(jù)許洪新《中國歷史大變動中第一弄：新老漁陽里》一文中所述：“1921年，漁陽里產(chǎn)權易歸陳銘德，同時改名銘德里”。

淮海中路漁陽里的弄堂

新漁陽里6號是一幢雙開間一廂房的石庫門里弄住宅，曾為戴季陶住所，1920年春戴季陶遷走后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和楊明齋承租于此并在此創(chuàng)辦“中俄通訊社”，由此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時期上海黨團組織的重要活動地點之一。有關于這段時期新漁陽里6號的歷史，葉永烈在他《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漁陽里6號最初原是李漢俊住的。1918年底，李漢俊從日本回來，租下此屋居住。后來李漢俊遷往三益里與哥哥同住。他把漁陽里6號轉給戴季陶居住。維經(jīng)斯基訪問戴季陶之后，覺得這位國民黨員的家中更適合召開一些座談會”，于是也就有了后來新漁陽里6號那一段段波瀾壯闊的故事。

淮海中路漁陽里中的過街樓

“中俄通訊社”創(chuàng)辦后，在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領導下，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統(tǒng)、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葉天底、金家鳳等人在這里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松任書記，團的歷史由此起航；1920年9月，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又在這里開辦“外國語學社”培養(yǎng)青年干部并先后選送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nóng)、汪壽華、肖勁光等數(shù)十名青年赴俄留學。

這里要重點介紹一下這所“外國語學社”，這所看似只是以“教授外語”為名“外文補習班”實則在當年卻擔負起了為革命培養(yǎng)進步青年的千斤重擔，在這里經(jīng)過刻苦學習并嚴格選拔出的許多杰出青年后來都遠赴蘇俄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深造，他們中有很多人在回國后都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壯大作出過重要的貢獻。這所“外文補習班”為何要取名為“外國語學社”呢？這其中也是“藏有玄機”的，眾所周知，上海開埠后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日益頻繁，為此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在近代上海日益凸顯，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各種以“教授外語”為盈利方式的“培訓機構”在當時的上海如雨后春筍般應運而生，而在如此之多的“外文培訓機構”之中，表面上作為其中的一員的“外國語學社”顯然是不太會引起到他人過多關注的，因此這個名字也在客觀為革命活動起到了必要的掩護作用。

淮海中路漁陽里中的石庫門

“外國語學社”的課程設置是十分豐富的，平日里除了由李達、李漢俊、袁振英、庫茲涅佐娃（維經(jīng)斯基的夫人）、王元齡（同盟會會員王產(chǎn)祺的女兒）等人教授日、法、俄等各國語言外，學社還請來了沈雁冰（沈雁冰后來以“茅盾”作為筆名）和邵力子為學員們講授社會科學知識，使得學員們在學習外語的同時也開拓了自身的眼界。1920年8月，中譯本《共產(chǎn)黨宣言》初版在上海問世，這是陳望道根據(jù)由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與李大釗取自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英文本在其家鄉(xiāng)義烏以“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將其全文翻譯的成果，后來“外國語學社”也專門請來了陳望道給學員們專門講解《共產(chǎn)黨宣言》，為這些進步青年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1920年8月出版的《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版

1920年9月出版的《共產(chǎn)黨宣言》第二版

同“外國語學社”內容豐富的學習課程相比，當年學員們在這里的學習生活環(huán)境還是比較局促的，有不少住宿于此的學員晚上在這里“睡地鋪”，師生們的上課環(huán)境也并不寬敞，如據(jù)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編《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chuàng)建史料選輯》一書中引用到的當時擔任俄語教學任務的王元齡回憶內容：“我在這里教書時，教室在樓下客堂，學生約有50人，課桌放得很擠，中間有兩條走道，里面課桌僅靠六扇平門，平門是關著的。教師前面不另放桌椅。我站的地方空位不多，我的書就放在前一排學生的課桌上…”,盡管學習環(huán)境不甚理想，但這些卻絲毫沒有影響到學員們的學習熱情，大家彼此激勵，在有限的時間內竭盡所能以獲取到更多的知識，如據(jù)余世誠、張升善著《楊明齋》一書中所述：“當年外國語學社的學員蕭勁光講：我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到俄國去，學習革命道理，回來搞革命，改變落后的舊中國，所以，我們學習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又如據(jù)黃崢著《劉少奇全傳》一書中所述：“劉少奇和其他同學一起每月吃5元錢的包飯，但是他們往往5個人合伙包4個人的飯，每個月各人節(jié)省1元錢用來買書報…”。

“外國語學社”課堂場景復原

正所謂“理論必須結合實踐”，“外國語學社”的學員們在日常學習的同時也參加過不少革命實踐活動，他們中有的“現(xiàn)學現(xiàn)用”在工人學校中做起了“小老師”，有的運用平時所學為進步刊物撰寫文章，還有的則冒著危險深入到工廠或是走上馬路散發(fā)傳單，如據(jù)《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chuàng)建史料選輯》一書中引用到的當時學員周伯棣的回憶內容：“1921年的五一節(jié)前夕，法租界的捕房似已注意到我們的學校，對我們已很不客氣。有一次，法國的包打探就盛氣凌人地來到我們學校。五一那天，我們分組去街上發(fā)傳單。我和另一個同學到威海路散發(fā)，恰遇印度巡捕前來巡邏，幾被捕去”，通過這些實踐也讓這些青年學員們逐步認識到了今后革命工作的艱巨性，同時學員們也在這一次次的實踐中得到了磨練并迅速成長為了具有著堅定信仰的革命者，一位老學員在回憶起當年漁陽里的這段學習實踐經(jīng)歷時曾滿懷感慨的說到：“漁陽里開辟了一代人的道路，漁陽里的歷史和人物，就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材”。1921年初起，“外國語學社”開始分批次將數(shù)十名學員選送到俄國進行進一步的深造學習…

1921年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后，漁陽里6號成為團中央機關所在地，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曾先后在這里籌組過全國第一個由共產(chǎn)主義小組領導下的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舉行過首次三八婦女節(jié)紀念活動及籌備紀念五一節(jié)活動等。1921年4月29日漁陽里6號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同年5月青年團暫時停止了活動。

淮海中路漁陽里團中央機關舊址

1957年漁陽里恢復舊稱并于同年經(jīng)修繕后恢復原樣布置，1989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2001年漁陽里團中央機關舊址在經(jīng)過全面整修擴建后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于2004年4月向社會開放至今，成為上海一處著名的紅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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