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四門，是臺北府城的遺跡。據(jù)史料記載，清朝光緒四年（1878年）清政府將原設在臺中的臺灣府移至臺北，定名為臺北府。為了加強臺北建設及軍事防御的需要，當時的臺北知府陳星聚確定興建臺北府城。

工程于光緒五年（1879年）1月動工，歷時三年又三個月，于光緒八年（1882年）3月竣工。臺北城按北方城市棋盤狀的傳統(tǒng)進行設計，城墻以石頭為基礎，東西各四百一十二丈，南邊三百四十二丈，北邊三百四十丈，周長共一千五百零六丈，城墻厚一丈一尺，高二丈，設有景福、寶成、麗正、重熙、承恩五座城門。1885年清政府提升臺灣行政層級，改設行省，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臺北城成為臺灣省會和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

然而，臺北城墻未倒，臺灣卻已淪為日本殖民地。1895年，隨著清朝甲午戰(zhàn)敗，臺灣被迫割讓給日本侵略者。1895年5月29日，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近衛(wèi)師團在基隆登陸，6月7月，日軍迫近承恩門下。當時，城內(nèi)清軍已撤退，但日軍仍不敢貿(mào)然進城。此時，北城門外有位農(nóng)婦搬來竹梯，架在城墻上讓日軍翻墻打開城門，日軍才開始入城。10天后，日本正式宣布“始政”，開啟對臺灣的殖民統(tǒng)治。

建筑，是一個城市的歷史腳印。臺北四城門的變遷，也正是臺灣歷史的真實寫照。北門是臺北城的主門，因為面朝京城，承受皇恩，故曰“承恩門”。北門外有接官亭，新任官員由大陸搭船來臺后，船泊淡水河，然后前往接官亭準備履新。承恩門體現(xiàn)朝廷威儀，是清朝統(tǒng)治臺灣，臺灣是中國一省的重要象征。

然而，臺北城也為臺灣遭受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而流淚。日本占領臺灣后，就為消除清朝印記而籌劃拆除臺北城。1879年成立“臺北市區(qū)計劃委員會”就研議拆除城墻。1900年以妨礙道路為由，開始小規(guī)模拆除城墻。臺北城五門中最精美華麗的西門（寶成門）正是在這時拆毀。1901年日本殖民總督府實施“第二次市區(qū)改正計劃”，因為憚于拆除西門后的民意反彈，留下了北、東、南及小南門未拆。等到了1904年，其余城墻全數(shù)拆除。

可惜的是，五城門中規(guī)模最大的大南門、通往艋胛與板橋的小南門、東邊的景福門，原本都是閩式建筑的城樓，但在1965年被臺灣當局以“整頓市容以符合觀光需要”為由，改建成與原風貌不同的皇家建筑。

臺北城的歷史不長，至今也就130多年，臺北城墻也僅存在了20多年。但是，它的滄桑卻深深地刻在它的身上。特別是作為朝廷象征的北門一一承恩門，它迎接了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吏。正因為這份榮耀，日本殖民者從北門入城的事實，使它加倍感到恥辱。面對日軍入城后的屠殺，特別是殖民者在全臺的殺戮，我不知道那些引日軍入城的人、那個因為用竹梯幫助日軍開啟城門而拿了150元獎金的農(nóng)婦，內(nèi)心是否有過深深的悔意？一座臺北府城，它記載了殖民者50年的罪惡。

我在想，以“市容觀光”為名，蔣介石手捧建筑師黃寶瑜（臺北故宮博物館的設計者）的設計圖改建東、南及小南門的時候，是否心里想著用皇家威儀、用建筑來體現(xiàn)他是中華正宗及反攻大陸的決心？

那天，臺北的早晨己有一絲寒意，我站在忠孝路的街沿與市民一起為跑者們加油，抬頭仰望承恩門，早晨的霞光越過高樓披在它的身上。霞光中，它似乎醒了，也在為兩岸的選手加油。

看著眼前的景色，我突然想起了梁啟超先生的《臺北故城》，“客心冷似秦時月，遙夜還臨景福門”。只是能告慰先生的是，中華已崛起，任人宰割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臺北，你長高了、長大了。只是，有空還是回身看看你走過腳印，看看你的前世今生。

（編輯：周杰）